“刘主任，社会总是在不停发展的，我们不能光看现在的这一亩三分地，还是要看的长远一点。

首先这个监督，光靠人民是不够的，人民并不能直接对我们党组织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局部小区域内所发成的问题，人民有时候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问题产生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总结起来就是监督成本大于了利益，而不愿意对我们的干部产生的问题进行监督,甚至同流合污。

同样的，由于教育水平以及人民本身无法摆脱的贪婪与**，后世也发生了很多人民没有根据或者违反生产力发展的指责和要求。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人xing上的弱点，毕竟我们组织里的同志也都是普通人，人民本身也是普通人，采用这么一个**的，不受党内其他部门或人员影响的部门对我们的干部或者我们的执政手段进行监督，可以有效的保证我们组织本身的健康，同时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更是一种党内min zhu的表现，而且还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左倾或右倾的扩大化的问题，减少因此而导致的损失。”

此时，毛润泽听了这些没有出声，只是深深的吸了口手中的香烟，他很清楚，这最后的一个防止是对他后世的那一系列所悟有所指，李凯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停了下来紧张的看着主席。

“凯新同志，继续说，你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的确是对党风党纪的一种有力监督，防范未然总比出了事再管要好啊。”

看主席点头，李凯新松了口气，便继续说了下去。

“干部辞退和任免制度，这个其实现在看来很好理解，但是到了后世却变了样，为什么，因为特权和人情。

我们的党是学着苏联的那一套搞起来的，而且在党建立的初期由于残酷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导致我们组织内的成员基本都能经历起考验，也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因此我们的组织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那一套有着极其大的问题。

大家都是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江山，和平了还不要好好享受下，我们的组织又学着苏联搞了特供，搞了干部疗养，但是就是这些，导致我们的干部习惯了什么都是最好的，学着脱离了群众，到后世，干部不知道人民的生活，‘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已经闹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危机感，他们只上不下，他们只要搞好组织内的人际关系就可以了，组织内部讲人情，讲面子，只要没人拆台，总是平步青云的，反正吃的是特供，住的是特供，人民的意见管我何事。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后世的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的不和谐的声音。

因此，我强烈建议必须取消特供，必须取消干部疗养及补助机制，工产党员不能和人民一起生活还叫什么干部，必须取消只上不下的规矩，干部任用只看能力不看关系，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我们的组织永远保持健康的血液，才能走的更远。”

“凯新同志说的很好，这才是我们工产党员应该有的样子，这一点大家都好好想想，这次六中全会必须落实下去，我们不是太爷，不能骑在人民的头上。”

此时的毛润泽突然站了起来，啪啪的拍起手来。看主席这个样子，李凯新心里更有底了，便对下一个问题侃侃而谈起来。

“最后说说‘干部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在现在几乎没有实际的意义，首长们自己都个个两袖清风，就是共和国成立后，各位首长都是一样的艰苦朴素，一样的不取分毫，我不得不说我们这些后世的工产党员和你们比起来实在差的太远了。

但是，还是这么一句话，社会是不停发展的，后世在完成基本工业化之后，整个社会的物资就开始吩咐起来，由于前面所说的监督以及干部任免的问题，我们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就开始走上了犯罪之路，他们开始为自己或者亲戚谋官，谋财。

然而，作为人民，他们不在组织内，他们无法抓到这些干部犯罪的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臆想，只能胡乱猜测，而组织本身对这些干部也监督不严，等发现问题时，却又照不出证据，为什么，因此他们的私有财产已经被转移了。

那么怎么才能防止这个问题，我们的建议是建立完善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度，每年进行，逐年监督，这些有问题的干部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非法所得藏起来的，因此在问题出现的初期就可以把它们绳之于法，或者提请下岗，而这样也不会出现后世那种一贪上千万的裸官。从而造成极端不利的社会影响。

再说了，作为一个工产党员，难道不敢受人民的监督吗，干部财产公示，在现在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在长期的发展看来，只有现在开始确立，开始实施，才能很好的给我们组织内的干部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不远的将来全面进行国家建设做好准备。”

话音刚落，毛润泽再一次站了起来，这一次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与会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鼓掌。

“很好，凯新同志说的太好了，是的，我们工产党员讲min zhu，不能脱离群众，如果连人民的监督都不敢面对，还谈什么工产主义革命。”

说话间，毛润泽转头向张洛甫说道

“洛甫同志，我想请您针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份提案，到时在六中全会上进行宣读，我希望我们的工产党员要牢记自己先锋队员的责任，党风要好好的抓一抓了，而且，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哪里出了问题抓哪里，我们是应该出台相应的条例来约束我们组织内的同志了。”

张洛甫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向李凯新问道。

“凯新同志，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革命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