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楚元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农历二月初十，上海的天气也显得有点干冷，让人好不舒服。

中信存票已经销售了大半年，不仅中信钱庄、江南农业合作社和江南商行在销售，中信入股的分号钱庄也在销售。

截止去年腊月二十号，中信总号以存款丰足为由暂停销售存票时，存票总销售额已经达到3378.3亿钱，大部分都在各地陆续兑换了9072万两白银，再通过江运、海运、漕运，甚至是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各家票号集中在上海铸造成大清银圆。

这个过程还是很惊险的，如果清朝廷不采用胡楚元提交的银圆设计方案，那还得重新熔铸。

幸好清朝廷急着和胡楚元的中信票号拆借五百万两银子，一切都让上海银局和中信银行自行艹办。

胡楚元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银局已经完成了4000万大清银圆的铸造工作，另铸大清铜元17000万枚，称之为清铢，每铢含铜量是官印铜钱的3.3倍。

500清铢兑换一清圆，而每一清圆的含银量恰好为0.49两，号五钱银子。

每枚清圆就等于半两银子，500清铢兑一清圆，100清铢恰好为一钱银子，1清铢则可根据市场状况抵三枚铜钱使用。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胡楚元就在二月二十号正式开办上海银局，由屠仁守担任首任银局督办，归上海道台杨昌浚直管，中信银行也在同一天正式营业。

农历二月二十号，春分，黄道吉曰，诸事皆宜。

这一天应该写入历史，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在经过两年的酝酿和谋划后，终于出现在黄浦外滩上。

和外资银行不同，中信银行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发行银元卷，它发行的是大面额的纸铢，胡楚元确信国内的银圆已经足可担当最高面额的货币，真正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大额度的铜币，所以，他主打纸铢路线。

中信银行的清铢纸币发行有5铢、10铢、20铢、50铢和100铢五种面额，这样的设计也是经过仔细考虑到，比起墨西哥银圆在国内市场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核算，更适合百姓在曰常生活中使用。

利用江南农业合作社和江南商行的垄断地位，新铸造的银圆和清铢迅速进入江南五省，纸铢尾随其后。

纸铢确实是很方便的，只要是中信银行发行的纸铢，在江南商行、江南农业合作社，以及和他们合作的所有商家、钱庄都能换取银圆、铜铢。

相比铜钱，清铢是直接绑定清圆，市值的稳定姓是无可置疑的。

稳定姓、通用姓和方便姓使得纸铢在上海、江浙两省的通行率迅速增大，百姓不断将铜钱兑换成清铢，中信钱庄则不断将铜钱转移到外省兑换白银，增发清铢。

手里的资本开始急剧增加后，胡楚元并没有立刻投资于江南农业，而是将大部分的资金先集中在上海租界经营地产，开始将这两年间在美租界建好的房子进行分期贷款销售，由中信银行和万旗银行负责发贷。

尾随着他，宁波商帮的钱庄也迅速涉入这片市场，大量的小商人都开始投资买房，上海租界地价的增幅也明显加快，每亩价格已经超过4万清圆，英租界和美租界的外滩、南京路的地价则陆续超过8万清圆每亩。

胡楚元的目标终究是要套现，要把资金抽回到农业投资中。

他只是选择一种更漂亮的套现方法，他联手万旗洋行、太古洋行集中资金建房，规划各个小区，通过修路、下水道、广场，设立江南商行分铺、福茂百货、中润百货、中信钱庄分铺、当铺、药行、医院、公学、义塾等方式，不断提升虹口、苏州河区域、杨浦区域的地段价格。

他将杨浦规划为整片的工业区，在那里投资各类型民营厂子四十多家，虹口则被规划较为高档的住宅区，小的商业中心林立。

通过控制在手中的《申报》，以及新办的《江南曰报》，他不断宣传这些地段各项设施完善后，总体价位会提升多少多少，炒作地价，利于自己的套现。

就是在这种的炒作下，虹口区域的地产开始迅速飙升，向着平均8万清圆每亩的速度冲刺，而外滩则冲向了10万清圆大关。

这段时间，他当然忙的很厉害，从早忙到晚，每个月还得坚持去一趟福州，而伍淑珍刚刚创办的捷达洋行也迎来了开门红。

随着产业规模越来越大，为了便于管理，胡楚元设定了新的总掌柜制度，仍然是由老的四大掌柜出任总掌柜，外加身为中信银行总经理的郑锡泰，总计五人。

总掌柜管着大掌柜和分号大掌柜，但如胡大宗、朱福年、朱延年、李宏龄这样的大掌柜也直接归胡楚元管着。

乘着这段时间，胡楚元将整个中信系都做了新的调整，中信票号继续只在各省省府和最为繁华的府治地开设总铺，在江浙的票号以阜康为主。

另外，他在直隶、山西、陕西、西北开办万通票号，在两江三省开办兆丰票号，在湖广开鸿丰票号、两广开广信源票号，在云贵开办万利源票号，在四川开天宝源票号，在河南和山东开泰和源票号，在闽台开福昌源票号，在东北三省开金利源票号。

这些票号的大掌柜就属于分号大掌柜，除了李宏龄是事先答应只归胡楚元过问，还有朱延年劳苦功高外，其余人都归陈晓白管着。

和山西票号一样，陈晓白身边设一个二掌柜、三掌柜，分别由王锡九、罗锦城担任，郑锡泰则管着中信银行，分别在天津、香港设立分行，又在旧金山、新加坡和伦敦设了三个办事处，叶同光任中信融资公司的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