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的海禁已经很松弛，就连最保守的北方海港也开始闻到了海洋的气息。天津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正月初八，运舟出天津海口，为飓风所覆。”、“六月九日，天津周围地区大风雨伤稼，毁坏海运粮船，损失米105066石，豆65923石。”

虽然是记载海上灾难，带来的经济损失。但是，也在侧面反映，由于大运河漕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北方对于粮食运输的需求，崇祯年间已经重新开启了天津海运。

但是明末重启海运不久，天津的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是很落后，仅仅是少量的官方海船，运输粮食、物资。而很少有民间的海船，前往天津贸易。

所以，肖图白便以朝廷的名义在天津新开一个市舶司，吸引更多的福建、广州的海船，前往天津贸易，刺激大明海上运输行业的发展。

除了在天津大力发展港口海运产业之外，肖图白也非常重视在天津发展渔业。

经过实地考察，肖图白发现天津捕鱼业，并不发达。整个天津沿海的村镇只有百多条捕鱼小艇。

每艘小艇载重量不到十料，均是两三人操作的小渔船。理论上能够载重两三吨，不过实际上为了安全，每次至多在近海捕捞一两百斤鱼便要返航。

海洋捕捞规模小，渔民数量少，除了因为“海禁政策”阴影之外，更主要的因素是，海上捕鱼并不太赚钱。

这个年代，离海二十里远的地区，鱼价很贱。而离海岸远的内陆城市，海鱼虽然卖得上价格。但是，由于保鲜和运输方面的困难，鱼运到几十公里外，便已经变质腐烂，一钱不值了。

沿海渔民捕捞的鱼，除了自家食用之外，多余部分就在当地廉价卖掉。海洋捕捞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渔民的捕鱼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陆地粮食减产严重。为了养活数千万饥饿的大明百姓，必须要从海洋中捕捞更多的食物，弥补粮食缺口

所以，必须要让鼓励渔民捕捞的积极性，让渔民在捕捞过程中，能够赚大钱。

其实，让渔民赚钱也很简单，只要解决了海鱼保鲜的问题，就足够事实上，海鱼保鲜问题，解决办法一点也不困难，肖图白就有两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将海鱼制成咸鱼，另外一个办法是做成鱼松。

咸鱼制作办法很简单，将新鲜的海鱼洗干净之后，以盐腌渍，在阳光下晒几天，就能够成为咸鱼。

食物变质，主要细菌滋生导致的。高浓度盐分，能够杀死细菌，以及抑制细菌生长。而晒干咸鱼的水分之后，脱离了水分，细菌更难滋生。

普通的海鱼，脱离海水之后，一般只能保存两三天，而咸鱼甚至能够保存半年不变质。天津是北方的产盐基地，两斤盐换一斤米。盐价很便宜，所以咸鱼制作成本不会很高。

鱼松的制作方法，是将鱼除去鳞、鳍、内脏、头、尾，洗干净之后，鱼肉放入锅中煮成稀烂。之后，将这些稀烂的鱼肉，炒干，或者蒸干，也可以在阳光下晒干。当然了，想要鱼松美味，也可以加入调味剂。

想到了海鱼保鲜办法之后，肖图白又让农业司在天津卫成为一家“天津海鱼食品公司”，投资规模1万两银子。

食品公司，从渔民手中收购海鱼。

天津当地的海鱼价格很低，每斤价格仅两文钱，一两银子就可以收购500斤海鱼。

海鱼公司从渔民手中收购了海鱼之后，制作成咸鱼、鱼松。这两种食物，主要是向北京贩售，也可以卖给军队作为军粮。

北京的粮食价格，已经达到1斤大米30文以上。两斤鱼晒干能制作成一斤咸鱼，加上盐的成本，每斤咸鱼制作成本大约要10文钱。而三斤鲜鱼能够做成一斤鱼松，鱼松的成本与咸鱼差不多。

如果咸鱼和鱼松，卖成与大米一样的价格，每斤30文。利润将会达到20文钱——200的利润率。

天津的渔民并不是很多，平时除了自己吃，也就是天津贩卖。而天津的市场非常有限。捕捞多了，也卖不掉。

渔业公司收购价只有两文钱一斤，但是却是无限的收购海鱼。如果一名渔夫，一天能够捕鱼百斤，那么日赚200文钱，月赚6两。

这样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在家耕地种田的收益。所以，渔民的劳动积极性开始被迅速的引爆了。

天津渔业公司，每天从渔民手中收购两三千斤海鱼，都是童叟无欺的付给了银子。先期与渔业公司合作的10多户渔民，已经尝到了甜头，下海捕捞海鱼的劲头更足。

而天津卫的渔民们，所用的船只太小，一次出海只能捕捞几百斤鱼。部分胆大的渔民，甚至还是琢磨着，赚到更多钱之后，采购更大的渔船。大船不但能够捕捞更多的鱼，更重要的是出海更安全。

事实上，这也是肖图白的阳谋所在，用天津渔业公司的采购，诱惑更多的渔民出海。渔民为了捕鱼效率更高，会雇佣更多人手，以及购买更大更先进的渔船。

而渔民人数越多，海军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水手、船长。而造船业的发展，也是有利于未来海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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