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读书人，真的能够做出点实在的事情，真正的能够有所成就的。要不就是本身就出身于社会底层，要不就是有很丰富的底层社会的经验。

凡是那些讲究“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标榜气节清名的心学、理学之臣，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在任何一个方面真真正正的做成什么事情，有什么建树的。

更进一步说，所有的封建文人，在追求做事和追求做人方面，只要偏重于做事的，别管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真的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至少他们还能做些事情。凡是偏重于做人的，往往就是那种被后世人看成是笑柄的蠢蛋人物。

说起来可能有些不太恰当。但是，相比较起来，做了汉奸的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物，肯定要比号称忠臣的史可法、钱谦益等人有成就的多。

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而言，范文程和洪承畴是在有意识的杀老百姓，而史可法钱谦益等人，是在无意识的让老百姓被杀。即使是没有满清蛮族的进攻，南明自己内部，就在那些所谓忠臣的领导下，互相杀了起来了。

满清蛮族的入侵屠杀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更大，还是南明政权自己内斗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至少从唯物主义的观点上看，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明王朝的灭亡，肯定是内因在起主要作用的。这个内因是什么，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么。

不管这观点有多么滑稽，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有多么的离谱。但是，对于了解历史的王书辉而言，无论是满清手下的汉奸文人，还是南明手下的内讧文人，他都不准备吸收一个。

在王书辉的计划里，这些人除了死亡之外，就是接受劳动改造的下场。或者在西伯利亚伐木，或者在黄土高坡种树，王书辉早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了。

倒是在明末农民造反者中，无论是顾君恩，还是宋献策，或者是牛金星，这三个人在历史上的表现都可圈可点。至少对于王书辉来说，他们三个还有点类似于演义小说里的张良、萧何，诸葛、司马之类的人物的样子。

而且，除了牛金星最后的表现有些龌龊，投降了满清之外。顾君恩和宋献策表现的都比较正直。至少他们两个比绝大多数的明朝和清朝大臣，都表现的有气节的多的多。

更主要的是，在王书辉看来，这三个人作为封建读书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他们参与农民起义的行为，有点可以说成是他们对自己阶级的背叛。王书辉认为，他们参与农民起义的行为，至少是要对封建统治阶层进行重新洗牌，是一种追求变化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忠于满清的汉奸文人，还是忠于南明的内讧文人，他们都是在竭力的维护已经完全腐朽，完全的腐烂了的，死水一滩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原样。从清朝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野蛮落后的半奴隶制度的八旗和僵化愚昧的汉族地主们结合起来之后，是一副什么样的令人作呕的模样了。

如果不是深知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工业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王书辉甚至想不到，这些人除了作为肥料肥沃土地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了。

当然了，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祸害别的国家，或许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总之，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王书辉才会要求司马峰帮助自己招揽顾君恩、宋献策和牛金星。对于这三个人，他是准备给予观察使用的。

在王书辉的这个时空中，顾君恩、宋献策和牛金星都才二十来岁，刚刚费尽了力气取得了秀才功名。

在明朝末年，无论是湖广地区还是河南地区，都属于文风不盛的地区，虽然两地都不像江南地区那样，在科举考试上的竞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家庭背景和官场支持，想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从秀才考上举人，那也不是什么太容易的事情。

顾君恩、宋献策和牛金星，都是那种比较务实的人物。他们现在还不太觉得自己是什么不得了的天才人物。突然得到一位皇室宗亲的青睐，被一个郡主仪宾招纳。他们一方面觉得有些奇怪，另一方面，还是心中有点小小的窃喜的。

因为家就是湖北的，三人中顾君恩是最先达到王府镇的。不久之后，身在河南的宋献策和牛金星就在司马峰的带领下，到了王府镇。

复兴会下属的王府镇，现在总人口已经达到了两万人左右了。这种人口规模，在王书辉看来还没有一所省级的普通本科大学的人多。但是，在古代社会里，这就是一个下县的总人口的规模了。顾君恩三人，都为王府镇的规模感到惊讶。

三个人都是那种没怎么离开过自己家乡的年轻读书人。对于王府镇整齐的城市规划，统一的服装服饰，和王府镇的人充满了秩序和纪律的行动，都充满了惊奇。

他们把王书辉看成是那种势力庞大的地方豪强。但是，单说一个王府镇已经完工的用水泥混凝土建成的“高大”的棱堡式城墙，就让他们叹为观止同时，心里有些不舒服的想起，孔夫子“堕三都”的典故来。

不过，他们三个都是那种从小就在乡间读书生活，非常了解目前的中国，到处遍布的地主豪强的“大院子”堡垒现状的人物。所以，虽然惊讶于王书辉在王府镇建设了令人惊讶的超级“大院子”堡垒，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被朝廷默许的现实。

顾君恩三人到达王府镇的时候，王书辉不在总部。他正领着复兴军的第一营在袁家畈驻扎，准备迎击前来攻击复兴会的官匪联军呢。